?法律法規、司法文件或著作簡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3〕13號，以下簡稱《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法釋》〔2020〕28號，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發布，以下簡稱《九民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編通則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研究室編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12月版，以下簡稱《理解與適用》）
由于愚鈍，筆者在學習《解釋》的過程中感覺有許多問題不理解。但還是從金融機構角度選取了12個要點，厚著臉皮向大家分享一下學習筆記。還有其他許多問題本文沒有涉及，并非不重要或與金融機構無關，而可能是比這12個要點學得更差，如果分享的話需要更厚的臉皮。
一、第6、7、8條：明確了預約合同的認定等相關問題
這三條分別規定了關于預約合同的認定、關于違反預約合同的認定及關于違反預約合同的違約責任的認定。對于金融機構而言，較為常見的爭議是授信合同或授信協議（以下均簡稱授信協議）是否屬于預約合同。正如《解釋》第15條規定的那樣，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應當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稱，而應當根據合同約定的內容。
因此，判斷授信協議是否屬于預約合同，取決于授信協議的內容。如果授信協議約定了足以構成貸款本約合同的主要合同條款（如借款金額、借款期限、借款利率、違約責任等等），金融機構與債務人雙方就本約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一致的，貸款本約合同成立。此時，即使合同名稱為授信協議，雙方當事人也應當按照貸款本約合同的相關約定確定違約責任。
對于授信協議的約定問題，筆者建議：首先，金融機構應當明確簽訂授信協議的目的，是僅僅為了約定將來簽訂具體借款合同，還是通過授信協議約定借款的具體條件，達成借款合意。不同目的，協議的內容會有較本質的區別。其次，對于僅作為預約合同的授信協議，應當明確約定金融機構在授信協議項下無發放融資的義務，授信協議不構成金融機構發放融資的承諾，并且金融機構不因此承擔任何違約責任。再次，若金融機構認為債務人不符合融資條件的，應當結合授信協議中融資條件的約定搜集相關證據，避免因此承擔違反預約合同的違約責任。
二、第9、10條：明確了格式條款的認定及格式條款提示義務等問題
《民法典》第496條第1款關于格式條款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解釋》第9條呼應了該款的規定，對于格式條款的認定明確了以下幾個要點：一是格式條款如何擬定的不重要，合同是否由使用方自己起草，合同是否依據合同示范文本制作，甚至雙方是否已經明確合同條款不屬于格式條款，均在所不問。二是雖然《民法典》第496條第1款關于格式條款的規定有“重復使用”與“協商”兩大關鍵詞，但是否實際重復使用不是判斷格式條款核心要素（而且舉證證明不是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在實踐中不具有可操作性，證明難度非常大），重點是合同是否經過協商，即協商才是格式條款的核心關鍵詞。三是如果條款提供方有證據證明曾經與對方當事人協商，則該條款不構成格式條款，因此應當保存曾經協商的證據（例如雙方對合同條款進行修訂的往來郵件）。
在格式條款提示或解釋的對象方面，《民法典》第496條第2款規定的是“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等與對方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解釋》第10條則將提示或解釋的對象限定于“異常條款”，避免凡是“與對方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都要提示。但何為“異常條款”，《解釋》未做進一步說明。對此，李宇教授認為，“異常條款”是指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所不可合理期待的條款。
此外，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重大變化是第10條第3款關于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訂立的電子合同中格式條款的提示說明義務問題。該款明確，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僅以采取了設置勾選、彈窗等方式進行提示、說明已經不能滿足司法的要求了，除非其能夠舉證其勾選、彈窗符合第10條前2款的規定。筆者認為，該規定有兩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該規定并未否定勾選、彈窗作為提示、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但要求能夠舉證證明該勾選、彈窗符合第10條前2款所規定的相應提示、說明義務。另一方面，《解釋》對于提示、說明義務履行到何程度本身沒有明確（也不可能明確）的量化或提供可供實踐操作的建議，《理解與適用》提及的要求客戶手抄風險提示內容、對格式條款的提示過程進行錄音錄像的同業操作方式，完全落實在實務中存在難度。但互聯網時代金融機構大量合同都是通過信息網絡方式訂立的，這對金融機構是一個警示，即應當進一步關注如何改進提示、說明的方式，并保留相應證據。
三、第14、15條：虛假意思表示與隱藏真實意思表示合同
《解釋》第14條是關于當事人之間就同一交易簽訂多份合同的，各合同效力認定的規定，而第15條則是關于合同名實不符的規定。兩條規定所規范的對象不同，前者是同一交易存在兩份以上的合同，后者則是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僅是一份合同。但是，這兩條均涉及如何處理以虛假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以及隱藏行為效力。《民法典》第146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因此，無論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是兩份以上合同還是一份合同，凡是以虛假的意思表示訂立的合同，則對其一律認定為無效。如果以虛假意思表示訂立的合同背后還隱藏了真實意思表示訂立的合同的，則對于隱藏的合同則應按照該合同本身的效力來決定。
在實踐中，部分金融機構為規避監管規定而與相對方簽訂“黑白合同”或“陰陽合同”，例如在正常投資合同或協議之外另行簽署剛兌協議，或與對方簽訂保本保收益的協議等。又如，金融機構為提高收益，在正常的融資協議之外又以簽署服務合同的方式向融資申請人多收取手續費、服務費。此種情形即應按照《解釋》第14條進行認定。此外，還存在“名為融資租賃實為借貸”“名為保理實為借貸”“名為買賣實為借貸”等名實不符的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典型案例之案例三，即某甲銀行和某乙銀行合同糾紛案中，案涉《回購協議》是雙方虛假意思表示，目的是借用銀行承兌匯票買入返售的形式為某甲銀行向實際用資人提供資金通道，真實合意是資金通道合同。在資金通道合同項下，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是，過橋行提供資金通道服務，由出資銀行提供所需劃轉的資金并支付相應的服務費，過橋行無交付票據的義務，但應根據其過錯對出資銀行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對于金融各機構而言，除了避免簽署“黑白合同”“陰陽合同”外，也建議保留關于金融機構具有簽署某一份合同真實意思表示的證據。例如，在融資租賃直租交易中，出租人應當保留承租人與出賣人磋商設備買入的證據（例如原始購買合同、招投標文件等），以證明出租人具有融物的意思，避免設備未交付導致的融資租賃法律關系無法被確認的風險。
四、第20、21條：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員越權問題
《解釋》第20條是關于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越權代表行為效力的規定，第21條是關于職務代理與合同效力的規定，前者是針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后者是針對工作人員。這兩條規定，相當于把債權人接受公司擔保需要審查決議的規定推而廣之，因此值得金融機構特別注意。
根據第20條規定，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的代表權因限制事由不同，金融機構的注意義務不同。如果是法律、行政法規對代表權進行限制，視為所有相對人均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的代表權受到限制，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法人、非法人組織名義訂立合同的，相對人應盡到合理審查義務，即審查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是否取得了相應的授權。此時的合理審查義務，比《九民紀要》所規定的公司對外擔保中債權人的形式審查義務要重，但比實質審查義務要輕，基本上等同于《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公司對外擔保中債權人的合理審查義務。如果是公司章程或者權力機構的決定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的代表權進行限制，則該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如果法人、非法人組織舉證證明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存在該限制，則相對人便不構成善意。在金融業務實踐中，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會要求公司提供章程或內部決議，因此章程或者權力機構的決議或決定對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是否存在限制，金融機構應當知道，故金融機構應當注意審查。
同理，第21條對法人、非法人組織工作人員的職務代理所作出的規定，同樣對交易相對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相對人，應當審查法人、非法人組織的工作人員是否具有代理權限，工作人員是否具有簽訂合同的職權。
實踐中，一方面，金融機構應當注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由法人、非法人組織的權力機構或者決策機構決議”的合同所涉事項（例如關于公司對外擔保、關于國有獨資企業或國有獨資公司法定應由公司相關機構決定的事項、關于合伙企業對外擔保的特殊規定等）。另一方面，除了審查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是否越權，或者審查工作人員是否超越了職權范圍，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應當保存好審查的證據及審查的過程，并保存足以證明工作人員未超越其職權范圍的證明材料，以備將來發生爭議時能夠予以舉證證明。
五、第22條：“異常人章關系”及其對合同效力的影響
《解釋》第22條是關于“異常人章關系”及其對合同效力的影響。所謂“異常人章關系”，主要包括加蓋的印章多枚（不同印章）、“真簽名無印章”“真印章無簽名”“假印章假簽名”情形。其中，本條第1款來源于《九民紀要》第41條第2款，本條第2款和第3款則是結合《民法典》第490“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當事人均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時合同成立”之規定在表見代理制度中的具體應用。第4款則是關于表見代理與表見代表的效力問題。
總的而言，筆者認為本條是真正確認了“看章更看人”甚至“看人不看章”的規則。但對于實踐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第3款之規定，即在于“真印章無簽名”的場合，相對人應當證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者工作人員在其權限范圍內訂立，否則該合同對法人、非法人組織不發生效力。實踐中，簽訂合同僅有印章而無簽名并且通過郵寄或快遞方式簽訂合同的場景非常普遍。在此情況下，相對人對于合同的印章是誰人所加蓋可能并不知曉，又如何證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者工作人員在其權限范圍內訂立的呢？
因此，筆者認為該規定推翻了長期以來的合同訂立實踐習慣，值得金融機構注意。
此外，合同中關于“本合同自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權人簽字，且加蓋公章生效”的約定也對只有簽名或只有蓋章的合同效力產生影響。建議金融機構及時調整合同生效條款的約定。
六、第26、53條：輕微違約是否可約定解除，仍存在較大爭議
《解釋》第26條是關于非主要債務的履行與救濟，第53條是關于通知解除合同的審查。筆者之所以把這兩條放在一起討論，主要是這兩條均涉及輕微違約是否可以約定解除的問題。其中，第26條是在條文中明確規定，當事人一方未履行非主債務，對方請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履行該債務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而第53條則是因為《理解與適用》在解釋該條時，重點提到了“違約行為顯著輕微時能否對約定解除權進行必要限制”（該書第589頁）。
從第26條條文字面意思來看，既然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則意味著原則上當事人一方未履行非主要債務，對方不享有請求解除合同的權利。但是，如果當事人另有約定，即另行明確約定在此情形下對方可以解除合同的，則人民法院可予以支持。然而，《理解與適用》在解釋第26條與第53條時，仍然堅持《九民紀要》第47條之規定，認為輕微違約不應當解除合同，而應當對解除權進行必要的限制。
實踐中，金融機構的合同中往往約定，一旦交易相對方存在任何違約（包括輕微違約，例如逾期一日還款）金融機構即有權宣布債權加速到期，此類約定能否得到支持，可能仍然存在爭議。對此，金融機構應盡量在合同中明確約定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雖然《理解與適用》持有“限制解除權”的觀點，但既然非主要債務可以另行約定，那么對于主要債務則更應當可以約定解除權。
此外，部分類型的合同在司法實踐中可能存在解除合同方面的特殊裁判規則和限制，金融機構在通過訴訟方式解除合同時應當予以關注。
七、第30條：代為清償權之合法利益第三人范圍
《解釋》第30條是關于第三人代為清償規則的規定，是對《民法典》第524條第三人代為履行制度的進一步解釋，著重規定對履行債務享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范圍，以及第三人代為履行后各方當事人權利義務。
《民法典》與第三人代為清償規則相關的規定主要有三處：一是《民法典》第519條第2款，即實際承擔債務超過自己份額的連帶債務人，有權就超出部分在其他連帶債務人未履行的份額范圍內向其追償，并相應地享有債權人的權利，但是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其他連帶債務人對債權人的抗辯，可以向該債務人主張。二是《民法典》第524條，即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第三人對履行該債務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權向債權人代為履行；但是，根據債務性質、按照當事人約定或者依照法律規定只能由債務人履行的除外。債權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對債務人的債權轉讓給第三人，但是債務人和第三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三是《民法典》第700條，即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有權在其承擔保證責任的范圍內向債務人追償，享有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但是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其中第519條、第700條的代為履行或代為清償的主體都是明確的，分別是連帶債務人、保證人，而第524條則使用了“第三人”的表述，卻未對“第三人”的范圍做進一步界定。
《解釋》第30條即對“第三人”的范圍做了進一步明確，金融機構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對履行債務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其向債權人代為履行是權利，對于金融機構而言便是義務，金融機構不得拒絕。實踐中，在債務人對金融機構負有多筆債務時，金融機構希望第三人代為履行無擔保或擔保較少的債務，而第三人僅對有擔保或有足額擔保的債務有合法利益，此時金融機構不得拒絕第三人的代為履行。
第二，在第三人（包括《民法典》第519條項下的連帶債務人與第700條項下的保證人）代為履行債務之后，第三人便在其已經代為履行的范圍內取得對債務人的債權（包括相應的從權利，向其他擔保人主張擔保權利的依相關規定），因此金融機構不得因為主債權已經由第三人代為履行而獲得清償，便直接注銷擔保登記或將質押物返還出質人，避免相關擔保權利滅失而影響第三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
第三，實踐中極為容易被金融機構忽視的是，當主債務人破產情況下，第三人代為履行部分債務之后，金融機構向主債務人的管理人申報債權，不應當扣除第三人代為履行的金額。參照《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23條第2款之規定，第三人清償全部主債權后才可以代替金融機構在破產程序中受償；在金融機構的債權未獲全部清償前，第三人不得代替金融機構在破產程序中受償，但是有權就金融機構通過破產分配和實現擔保債權等方式獲得清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在其承擔擔保責任的范圍內請求債權人返還。
八、第33～41條：代位權訴訟規則進一步完善
《解釋》第33條至第41條是關于代為權訴訟規則的進一步完善，原《合同法解釋一》中合理的規定予以保留，并對一些新的問題作出了解釋或規定。
第一，對何為“怠于行使其債權或者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明確是不以訴訟或者仲裁方式向相對人主張其享有提供素材以或者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此處的“訴訟”應該做廣義解釋，除了包括起訴以外，還應當包括督促程序（支付令）、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程序。
第二，代位權訴訟不受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的約束。即使債務人與相對人之間訂有仲裁協議，其亦不得以此為由向代位權訴訟的受理法院提出主管異議。雖然仲裁協議無法約束代位權訴訟的管轄，但是《解釋》第36條還規定，債務人或者相對人在代位權訴訟首次開庭前就債務人與相對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申請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代位權訴訟，體現了對仲裁協議效力的尊重與維護。這個規定也存在漏洞，例如，債務人與相對人之間仍然可以串通倒簽仲裁協議并在首次開庭前申請仲裁，從而達到拖延代位權訴訟的目的。又如，只有雙務合同才能申請仲裁，在單務合同的情況下，相對人則無法通過主動提起仲裁中止代位權訴訟。
第三，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后，對債務人的處分行為可以起到限制的法律效果，即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減免相對人的債務或者延長相對人的履行期限，相對人以此向債權人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所以規定相對人不得以此向債權人抗辯，在于債權人代位權本身是作為一種債權保全方法，具有限制債務人處分的效力。但是，《解釋》沒有進一步明確的是，如果債務人沒有主動處分其對相對人享有的債權，而是相對人從其他權利人處受讓了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并以此主張抵銷，其抵銷權是否成立？（可參見許建添、袁雯卿：《代位權訴訟中相對人抵銷權之實務分析｜高杉LEGAL》）
九、第42～46條：債權人對債務人不合理交易行為撤銷權行使規則
《解釋》第42條至第46條是關于撤銷權行使規則的規定。實踐中，金融機構出于資產保全的需要，難免需要對債務人的不合理交易行為提起撤銷權之訴。筆者認為，值得金融機構注意的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關于債權人撤銷權訴訟中明顯不合理低價或者高價的認定中，重點關注債務人與相對人存在親屬關系、關聯關系的情形，不受轉讓價格未達到交易時交易地市場交易價或者指導價70%及受讓價格高于交易時交易地市場交易價或者指導價30%的限制。只要債務人與相對人之間存在親屬關系或者關聯關系、交易價格異常且損害債權人的，即可作出交易價格明顯不合理的詐害債權的推定，金融機構可嘗試提起撤銷權訴訟，而由交易當事人舉出相反證據推翻推定。
另一方面
